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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与重

12

因为特丽莎的缘故,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。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。在占领的头一周里,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,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,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,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。有一次,她做得太过火,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: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。她被捕了,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。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。可他们刚一放走她,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。

正因为如此,占领后的第十天,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。当时她说:“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?”“我为什么要去?”“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。”“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,”托马斯挥了挥手。“你呢?你能住在国外吗?”“为什么不能?”“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,这会儿说到离开,又这样无所谓?”“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,情况变了。”特丽莎说。

这倒是真的: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,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像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,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,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。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。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。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,有讽刺小品,格言,诗歌,以及画片,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。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。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,就在与此同时,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。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。他在电台作了演说。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,简直说不出话来,结结巴巴,不时喘气,讲一句要停老半天,有时长达三十秒钟。

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: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。

可有一点是清楚的: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,来日方长,它将永远结结巴巴,苟延残喘,如亚力山大.杜布切克。狂欢完了,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。

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。他知道,这是真的;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,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: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。

那些天里,她穿行于布拉格的街道,拍摄侵略军的照片,面对种种危险,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时刻。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,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,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。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。可现在,狂欢过去了,她重新害怕黑夜,希望逃离黑夜。她已经明白,只有在某些条件下,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。她期望浪迹天涯,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。

“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,你不在意吧?”托马斯问。

“日内瓦不是苏黎世,”特丽莎说,“她在那儿,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。”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。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,就像被告接受了判决。一天,他和特丽莎,还有卡列宁,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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