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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解的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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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就剩萨宾娜自己了。她还是只穿着内衣,回到镜子前,把礼帽又戴上,久久地看着自己,对自己多年来只是为了追寻那失去了的一瞬间而感到惊讶,许多年以前,这顶礼帽曾使托马斯拜访她画家时兴致盎然。他戴上帽子,从大镜子里去看自己,镜子也像在日内瓦一样是靠着墙的。他想看看自己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市长是什么摸样。萨宾娜开始脱衣,他便把帽子戴到她头上。他们都站在镜子面前(每次她脱衣时他们总是站在镜子面前),看着他们自己。她脱掉了内衣,头上仍然戴着帽子,在这一瞬间,她意识到他们俩都被镜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动了。

什么能使他们如此激动?几分钟前她也戴着帽子,看起来只不过是个玩笑而已。激动与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吗?是的。他们通过镜子互相观看,最初几秒钟看到的只是一种笑剧场面,突然,笑剧被一种激动所覆盖:圆顶礼帽不再意味着玩笑,而是意味着强暴,强暴萨宾娜,强暴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。她看到自己赤裸的双腿以及从薄薄短裤里隐约透出的阴毛三角区。

女式内裤增添了她女性的腿力,可硬帮帮的男子礼帽对她的女性魅力给以否决,亵渎,以及嘲弄。托马斯穿戴整齐地站在身边,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俩所看到的已远非某种纯净的玩笑(如果一直是玩笑,他后来也会不得不脱衣、戴帽什么的);而是一种耻辱。

她不但没有唾弃它,反而自豪地挑逗地把它玩味个够,玩味它的全部价值,好像服从自己的意志去接受公开的强奸。突然,她不耐久等,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板上,不顾帽子滚到桌下,两人在镜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滚起来。

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!首先,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,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,那位十九世纪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长。

第二,这是她父亲的纪念物。埋葬了父亲后,做哥占有了父母的全部财产,她拒绝不顾廉耻去捍卫一己之权利,便嘲讽地宣称她愿意要这顶礼帽作为唯一的遗产。

第三,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。

第四,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。她移居时没带多少东西,而带了这又笨又不实用的东西,意味着她放弃了其它更多实用的东西。

第五,现在她住在国外,这顶帽子成了一件伤感物。她去苏黎世见托马斯,就带着这顶帽子,打开旅馆房门时头上也正戴着它。可有些她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:这顶帽子不再新鲜有趣和刺激性欲,仅仅变成了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。他们俩都感动了。他们像是第一次做爱,不是一种猥亵的性游戏。这次见面也不是他们性交往的一种继续,不能像以前那样每次都有机会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乱。这次会见是一种时间的回复,是他们共同历史的赞歌,是那远远一去不可回的没有伤感的过去的伤感总结。

这顶礼帽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,一次又一次地重现,每次都有不同随意义,而所有的意义都像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。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(“你不能两次定入同一条河流”):这顶帽子是一条河床,每一次萨宾娜走过都看到另一条河流,语义的河流:每一次,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义,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(像回声,像回声的反复激荡),与新的含义混为一体。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会产生共鸣,增添浑然回声的和谐。托马斯与萨宾娜在苏黎世的旅馆里被这顶帽子的出现所感动,做爱时几乎含着热泪,其原因就是这黑色的精灵不仅仅是他们性爱游戏的遗存,而且是一种纪念物,使他们想起萨宾娜的父亲,还有她那位生活在没有飞机与汽车时代的祖父。现在,我们站在这个角度,也许比较能理解萨宾娜与弗兰茨之间的那道深渊了:他热切地听了她的故事,而她也热切地听了他的故事。但是,尽管他们都明白对方言词的逻辑意义,但不能听到从它们身上淌过的语义之河的窃窃细语。所以,当她戴着这顶礼帽出现在他面前,弗兰茨感到不舒服,好像什么人用他不懂的语言在对他讲话;既不是猥亵,也不是伤感,仅仅是一种不能理解的手势。他不舒服是因为它太缺乏含义。

人们还很年轻的时候,生命的乐章刚刚开始,他们可以一起来谱写它,互相交换动机(像托马斯与萨宾娜相互交换礼帽的动机),但是,如果他们相见时年岁大了,像萨宾娜与弗兰茨那样,生命的乐章多少业已完成,每一个动机,每一件物体,每一句话,互相都有所不一样了。

如果我把萨宾娜与弗兰茨的谈话记下来,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。算了,就编本小小的词典,也就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