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朋自远方来一一专访姜伯驹教授

刘太平:你说是南港?

刘丰哲:不是, 就在台北, 后来我们问到以前一位会计主任, 我们按门铃, 就问他, 因为他那时候一来就在那里, 他整个都知道, 他提到杨忠道、廖山涛, 这两个人当时就住在我现在的家, 那时还是宿舍。

姜伯驹:我那时候是念初一。因为那里离台大比较近, 那半年我听他们常常说要到台大去, 所以肯定当时其实是跟台大有一定的活动和一定的关系。

刘太平:姜先生您决定要念数学、走数学研究这条路是以后的事了?

姜伯驹:那当然!很晚很晚的事情, 直到考取大学数学系, 这才是决定的。

刘太平:中国大陆的数学, 从你当学生之前到现在变化很大, 可否请你就以研究数学的变化及生态, 说给我们听听。

姜伯驹:我觉得就是那时中研院开数学所初期的一个阶段,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, 那时候陈省身先生培养了一批年青人, 那批年青人后来都很杰出。下面一段较重要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把各个学校的力量集中起来办了好几个大学, 数学方面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, 清华大学也很强, 但分的时候, 清华是以工学院为主, 北大则是以文、理学院为主, 所以数学主要力量是在北京大学。这个阶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, 因为当时有几件事情, 一个是当时愿意直接把比较好的集中在一起, 另外一个是当时的计划是开始要准备五年计划, 大批的培养学生;所以像我们那个年纪, 也就是1953年进北京大学数学系的, 大约有二百二十位, 这个规模, 也就是一年就把以前所有的加起来, 所以是非常大规模的。再一个从课程上, 当时叫做「学习苏联」, 便是把苏联的教材、课程体系搬进来, 而此作法也有不少的毛病, 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推行, 因为苏联的数学课程体系要求比较严格, 一年级进来就是calculusanalysis, 没有基础课程的阶段, 而且考试也很严格, 就是oral, 并不是写卷子, 学生会非常紧张, 而老师也要问得很透, 所以我想那几年是相当的有效。

姜伯驹:这个是很厉害, 这比以前主要从英美学来的教学机制要求强很多, 加上人数也多, 当然学生在很intensive的课程不可能所有的人都survive, 当然有些人会感觉很困难, 但是因为底数大, 一定会有一些人出来,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, 文化大革命以后, 1978年起持续20年, 即以此批年青人为主力, 只是现在这批人退休了, 而在八十年代上来一批人成为主力。回过头来看, 这是历史的发展, 但好景不常, 1957年以后开始政治运动, 1966年文化大革命, 大学都关闭了, 学术研究也停顿了。所以之间约有10来年教学正常, 而新生到文革发生后, 无法毕业, 所以可说没有完整的undergraduate的教育, 但就算只是学了一年, 在那种课程体系下, 还是出了一些人, 经过大革命后又回来考研究生的, 现在约50多岁左右。

刘丰哲:当时朝鲜战争对大学有没有影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