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朋自远方来一一专访姜伯驹教授

姜伯驹:虽然有些人去参军, 但是人数不很多, 至少由数学的角度看来。

刘丰哲:您方才提到陈省身先生培养一批年青人, 在1949年, 这批人是否也一起到了北大?

姜伯驹:有在北大, 也有在其他大学, 像清大、南京大学。

刘丰哲:中国科学院是在何时成立?

姜伯驹:正式成立是在1950年。

刘丰哲:所以原来的数学所是并到那边去了?

姜伯驹:我不清楚。因为中研院数学所搬过来, 留在大陆的人, 多数去了学校, 大概也有去中国科学院的, 过程我并不清楚。而我们得益于当时那一批年青人, 像我进大学, 头两年半的主要课程都是陈杰先生教的, 陈杰先生也曾到过台湾, 这些都是曾在中研院数学所待上一段的人, 所以我们觉得很幸运能受其指导。

刘太平:您个人当学生在1953-1957年间课程很紧, 同学间气氛、学习情况如何?

姜伯驹:大家都很努力, 整个国家很有建设气氛。

刘丰哲:那时是比较平静, 学生念完四年后, 若进一步研究, 是否进研究所或派出国?

姜伯驹:有少数人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, 其他人则到各大学。

刘太平:您毕业时, 是否有同学写过re­search paper?

姜伯驹:当时就需要写毕业论文。学得较好的学生的论文和现在硕士论文水平差不多。

刘太平:所以以此看来, 大学和研究所是结合在一起了。那是大三、大四便跟一个老师想问题了。

姜伯驹:当时大四称为「专门化」, 如我所选的topology, 只有四个学生。

刘太平:那是非常菁英的教育了。

刘丰哲:收进去是二百人。

姜伯驹:二百人专门化, 大的如当时promote的微分方程、概率和计算数学, 一个班30人, 而小的如topology、geometry等要好多个主题合在一起才一个班。

刘太平:那您个人为何想学topology?

姜伯驹:这和江泽涵先生很有关系。其实我第四年的指导老师是廖山涛先生, 但在三年级尚未专门化时, 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, 可由一个指导老师指导他写学年论文, 这是很有影响的, 至少像我三年级的学年论文老师是江泽涵先生。

刘丰哲:我很早便听过江泽涵先生, 1958年冬天时陈省身先生回到台湾, 他告诉我们要去看江泽涵先生所翻译的一本topol­ogy的书;而廖山涛先生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则是在旧书店, 看一本德文的旧书第一页盖了廖山涛的印, 直到出国念书后, 才知道原来廖山涛先生原来是在数学所。所以你们当时研究topology是有四个学生?

姜伯驹:可是后来继续作topology的就只有我一个人。

刘太平:您毕业后, 发表了毕业论文, 可说有一基本方向, 之后是否还和什么人讨论呢?

姜伯驹:因为政治运动开始后, 便停顿了。当时到了铁道部门去做技术性的事, 也曾带着学生修水坝, 直到1962年, 才又重新研究数学。